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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人问。

    蓟王与二宫太皇，及舞阳君之事，为何只做“负俗之讥”。

    所谓“负俗之讥”，乃指“因不谐于流俗而受讥议”。故又称，“负俗之累”。

    今汉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范伯》：“有高世之材，必有负俗之累。”《汉书·武帝纪》亦有：“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只因，蓟王房中之私，不涉家国天下，无损国祚社稷。何况，增成公审，中丞贾诩，对薄公堂。背后主谋，乃暗掌蟾宫之黄门内宦。所求无非梁冀金山。

    蓟王身中奇毒，昏睡不醒。遂为黄门内宦所乘。是故，“不知者不罪”。

    然，“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是故，关东群臣皆以为。蓟王宜审时度势，当早做切割。《韩非子·有度》：“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遂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毋需动用私刑。只需将二宫太皇，绳之以法。蓟王足可保全名誉。此，亦是法家之精要。

    然须知。我大汉，独尊儒术。

    《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夫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百姓只求免于罪罚，却无廉耻之心（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有知耻之心，且能自我检点而归于正道（心存道义）。

    故于汉人而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方是治世之道。

    《易·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

    《易·系辞上》：“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一言蔽之，春秋决狱。

    蓟王纵无辜，然事已至此。二宫太皇并舞阳君，舍身为药，存续性命。更有董太皇，因而受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蓟王岂能杀其母，而立其子。

    即便，曹节坐实背后主谋。然早已撒手人寰。人死为大。纵夷三族之重罪，亦无可复加。于是，一众帮凶从犯，涉事人等，皆罪加一等：董太皇饮药死；毕岚、曹冲、宋奇等，下狱死；窦太皇、安贵妃、甯贵妃、宋贵妃等，贬为庶人，徙比景。“徒者奴也，盖奴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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