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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宋徽宗赵佶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赵佶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赵佶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

    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熟悉历史的孙珲知道，四百七十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后来的巨大变化。

    在后来的教主道君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只能相当无奈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如果是一个象蔡京那样富有艺术才华和象王安石那样有能力有抱负的人来做帝国首相的话，这位艺术家皇帝也许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赵佶易受人影响的性格，在他的儿子赵桓身上其实体现得更为明显。

    李纲听了孙珲的讲述，回想起当年的往事，也是深以为然。

    赵佶其实还是很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的，远的不说，就说上次李纲受赵桓之托去江南“回收”赵佶，赵佶还当面对他说，“我每次听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怀奸诈，就是阿谀奉承；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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