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乾刚想张嘴说话，门外书童王友的声音传来：“大郎，酒坊刚才又抓住两个，是不是明天送官！”

    王友的父母是部曲，家生子一出生就是部曲，后来生母回母家探亲见王友机灵就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做一个书童，属于甄乾私人财产，自然经常跟在身边，就算这样知道甄乾和二女在房间里享用大餐时，也只能在屋外汇报事情。

    “还是那些胡人？怎么抓到的？”

    门外的王友口吻中带着不屑道：“还不是那些胡人！仗着和节度使的关系密切，在河北为所欲为……。两个胡人一到村子里就被二管家发现，在潜入酒坊时，一个被捕兽夹夹住大腿，另一个被渔网罩住，现在人都扔在地牢里……”。

    “打断他们一条腿，让二管家明天一早送官，今晚抓捕有功之人每人赏百钱，顺便给我安排一辆马车，明天下午去鹿泉县拜访父母官！”

    王友诺了一声消失了。

    真不知道这些胡人为什么阴魂不散，两个月时间先后有六伙强人窥视酒坊，还真是贼心不死。都说匹夫无罪、怀璧有罪，自己不过是弄出来烧刀子和白兰地收敛钱财，要是把琉璃拿出来，还不捅破了天。

    唐代可没有什么蒸馏酒，酒大都是低度“浊酒”、“甜酒”，什么郢州富水、乌程若下、河中桑落、袁州宜春、荥阳土窟春、富平石冻春、剑南烧春、河东乾和葡萄、岭南云溪博罗、宜城九酝、浔阳湓水、齐地鲁酒……，度数高一点的国宴三勒浆也都出自宫廷滋补秘方（类似药酒，有抗疲劳、免疫调节、耐缺氧作用），度数也就二十度上下。

    唐早期百业凋零粮价飞涨，先是十八路反王，然后是突厥、高句丽，朝廷颁布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

    到了唐中期，粮食充盈，酒肆从繁华的城镇到乡村僻野，大大小小的酒肆星罗棋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这是前代所不曾有的。这也正佐证了唐朝时期非但经济鼎盛，也是酒文化的丰富时期，民间的酿酒业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韦应物在《酒肆行》中极力铺陈长安新建酒楼的豪华富丽：“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碧琉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缴上客……”，当时的酒肆常以飘扬的酒旗作为醒目的标志。皮日休《酒旗》云：“青帜阔数尺，悬于往来道。多为风所扬，时见酒名号”。刘禹锡、陆龟蒙等都写了形容酒旗的名句：“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唯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

    当时还有不少的酒肆由女子做掌柜，如李白的诗《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商隐的诗：“美酒CD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以上都是描写女子做酒肆掌柜的佳句。

    唐代酒业是既抽税，又有地方性的官卖制度。唐代的酒税相当可观，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军务开支巨大，更加重了税收。据《文献通考·征榷考》记载：唐代宗广德二年，规定“随月抽税”；唐德宗贞元二年规定了卖酒的税率，卖酒人每卖一斗“榷百五十钱”。以唐文宗太和，作为京官的俸钱。能按时送利者，满一定年限，可参加吏部铨选，授予官职。太宗时一度废罢，至贞观二十一年又恢复。当时京师共有七十余司，有捉钱令史六百余人。诸司公廨本钱总数在二万四千贯至三万贯之间。

    地方州县和折冲府也设置公廨本钱，以典吏主之，以供佐史以下吏员的常食费用和各官员的俸料。据敦煌县博物馆藏燉煌地志残卷所载州县公廨本钱和《新唐书·食货志》所记州县公廨本钱数额推算，开元时全国州县公廨本钱总额在八十万贯至一百万贯左右。

    在唐朝前期，公廨息钱一直是百官俸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唐后期公廨钱制度继续实行，息钱主要用于官府公食、祠祭、蕃夷赐宴、诸项杂用及馆驿、病坊、教坊等。诸司公廨本钱有显著增长，又称食利本钱。

    公廨钱的利率，武德、贞观时皆月息八分生利，开元初七分生利。

    唐初公廨本钱由诸司令史主掌。永徽以后均由高户即百姓中的富户主掌。主捉钱的高户在唐早期被称为“捉钱人”、“捉钱户”或“捉利钱户”，可免除徭役，有罪须牒送本司本使科责，府县不得擅有决罚。捉钱人常有用私钱添入官本，广求私利的活动，遇到逋欠，就以官本为名，无理逼迫债务人。

    公廨本钱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诸司每季、州府年终要向尚书省申报一次，并由刑部比部司勾覆。元和时，秘书省等三十二司食利本钱，委御史台管理，每至年终，勘会处分。

    朝廷借贷的月息是七分，民间借贷的月息自然也不会低于这个数字，如此高的月息成为钱庄最大的收益。

    开元六年秘书少监崔沔上书：“收利数多，破产者众……在于平民，已为重赋”，成为唐中后期的毒瘤，遇到灾年，破家者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