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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彦宗道：“宋国胆敢不降，无非是仰赖援军大集，将吾大金迫走，吾等不若以雷霆之势，将宋国援军击破，断了宋朝君臣的念想。”

    “计策倒是好，不过五万宋兵，只怕还需调遣七万兵马，那围城兵力就不足了。”

    “还需国相帮衬，请国相专管围攻汴梁，太子郎君南下进攻颍昌。”

    斡里不便遣人与粘罕商议，粘罕在太原也用过相同的方法，完颜娄室围城，完颜银可术专门负责打援，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他专管围城，麾下也能更快的进入汴梁城中抢夺战利品，于是立刻答应了。

    靖康元年二月一日，王禀得知金兵大规模调动，赶紧上城楼查看，现完颜斡离不属下的大军，一队一队从营中开出来向南去了，便知道是去进攻刘汲的，赶紧向宣抚司禀报，同时建议集中大军，乘着金兵调配的混乱，摧毁南面金兵的几个营垒，这样打破金兵的围城，以后也好和援军协同作战。

    本来这种事情宣抚司可以一言而决，但张叔夜想起赵桓所说“如欲出战幸先示及”，这句话等于赵桓已经完全剥夺了张叔夜的指挥权。张叔夜只得便向赵桓报告，赵桓道便把各路大臣勋贵都召进宫来商议。

    这时，低调俱乐部开始展现威力，以太宰何栗为，吏部尚书王时雍，中书侍郎王孝迪，尚书右丞李回，勾当殿前司公事王宗濋，开封知府徐秉哲，中书舍人孙覿一致反对出兵。他们翻来覆去的理由就是老三样：正在和谈不可动兵，金兵勇猛野地浪战万万不可，仓促用兵必蹈姚平仲覆辙（在金兵第一次围城的时候姚平仲劫营失败，不知所踪）。

    低调俱乐部们列举的理由，全然不顾当前军事局面的变化。

    在北宋末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物——无利可图主和派。按说一个大臣要卖国，要求和，或者要做别的什么勾当，总要有点利益。但北宋末年主和的大臣们，从耿南仲，聂昌、张邦昌、李邦彦一直到王时雍、王孝迪、王宗濋，他们最后什么好处也没捞到。就是张邦昌，也肯定不会想到自己能当上伪楚皇帝，而且这个皇帝还没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若是说他们真是为了开封的百姓免遭兵灾，可王时雍、王孝迪、王宗濋三人可已经在开封纵兵“搜捡”了好几遍。

    但这一群人就是那么奇怪，不为名，不为利，也不是为了推行民主，就是坚持要讲和。

    赵桓听腻了主和派的意见，内心也知道即使想讲和，也要以城外援军为依仗，尽然金人南下去攻打援军，那汴梁守军就要有所策应。他仔细听完张叔夜的建议，又询问了一番王禀、折彦质等人的意见，最终赵桓决定，让折彦质整顿兵马，相机劫营。

    为什么不把这个任务交给王禀呢？因为王禀以在太原，隆德，汴梁南面的守城事迹而被百姓广为称颂称颂，“勋业已盛，破敌大功，不宜再出其门。”

    折彦质得了劫营的任务，先就想起了去年姚平仲劫营失败的事情，因此一定要“持重”。一持重，事情就耽搁了下来。

    二月二日，汴梁城头上望见，颍昌方向尘头大起，隐隐有杀声传来。到晚上的时候，又见金兵从汴梁围城各面抽调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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