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京华烟云(上)-《世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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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的窠臼。作为深受郑鹰影响,并且久经政务实践的政治家,梁敦彦很清楚单纯的自由放任于国无益,尤其是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基础,也很清楚自己的对手很习惯地会通过煽动民族感情,把一切外来思想扣上“西方”,“洋奴”的帽子来加以否定,并且把学术讨论演变为人身攻击,从直接否定对手的“立场”入手来避免错综复杂的学术辩论。

    这位老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仿效当年郑鹰的“华夏新学”,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并且处心积虑地从各种古书中收集只言片语作为支撑。黄宗羲的那本《明夷待访录》让梁敦彦如获至宝,但其中直接攻击皇帝制度,乃至提出皇帝是国家大贼的言论却也让他颇为踌躇,最后只能删减出版,以为自由主义的本土“渊源”。

    在这个“华夏自由主义”理论中,梁敦彦建议在政治上提升民权,抑制“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威”,避免国家陷入对权力者的mi信,而被某些“才干不足,野心勃勃,眼高手低”的权力者利用,把民族带入深渊。

    不过,梁敦彦也承认,在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一定程度的决策集中体制”有其优越xing,在明智的统治者和统治团体的掌控之下“更有效率”。

    梁敦彦指出,这种“集中决策”固然可以保证国家快速发展和转折期的决策效率,但如果长期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中留下压倒xing的**主义传统,从而为未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协调发展埋下隐患。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目的,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实现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的人权自由。要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从长期来看,宪政,民主和法治是必要的手段,而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个人的英明也许一时能够快速见效,最终却很可能自食恶果,日本就是例子。

    梁敦彦举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富强,民众安定富裕,民权自由的统一,而德国则“**主义过于浓厚,国家的命运被cào控在少数统治者手中”,“随时可能卷入危险的争霸战争”。

    梁敦彦接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目前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威权统治下的军事强大和工商业发展,但这一切的根基都依托于皇权。随着民智开启,平等意识越来越浓厚,这种“神授”xing质的皇权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乃至挑战,届时一旦爆发冲突,多年辛苦打造的秩序可能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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