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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不吭声了。军事常识里面，在敌境大举进发的先头部队最容易遭到敌人袭击。卡车体积庞大，加上车棚之后更是庞然大物。作为开在最前列的卡车，班长甚至不用进行理性的分析，只靠军人的直觉就能感到其中的危险。若不是一直在车上的团政委让班长觉得有了主心骨，他紧张的情绪早就爆表了。

    荡荡前方，班长只是稍微想象一下有骑兵在更远方探路，自然而然就生出一种安全感。不过现实很快让这种安全的幻想发生反弹，本该出现在前方的骑兵们踪影不见，怒火更是在班长胸膛里熊熊燃烧起来。

    “没本事就别拉硬屎！原先他们叫唤的那么欢做什么！”班长嘟囔着。

    祁睿一点都不想引发部队内部的冲突。本想劝说班长消消气，没想到班长的怒气反倒被激起。祁睿心里面感觉非常遗憾，这真不是他的本意。政委作为部队里头的第一号人物，不仅要解决部队的军事问题。例如没人心甘情愿的在第一辆最危险的车上，祁睿就要带头坚守第一辆车。光复党的党员有义务以身作则，在拿出更有效解决办法之前，政委就得带头上。这是韦泽立下的规矩。政委们能拥有凌驾军事长官的地位，靠的就是政委们这种表现，靠的是政委们的付出乃至牺牲换来的。

    如果仅此而已，只要不怕死的就能胜任政委的职务。而现实中绝非如此。政委们的地位靠的是能解决思想问题，让整支部队拥有更科学的态度，让整支军队拥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设立政治专业的根本理由。

    祁睿来北美之前和父亲韦泽谈起过这个问题，韦泽的说法并不复杂，“一名政委不是一个靠嘴就能创造世界的人。政委为何能成为军中的第一人，而不是实际指挥战斗的军事长官能够成为军中第一人。就是因为政委可以让部队的同志理解道理。政委本人固然拥有极大决断权，但是政委本人不该是个铁面无私的判断者，而该是一个能够引领大家通向更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思路的引领者。”

    这说法让祁睿感觉非常迷惑，不过一实践。祁睿就发现这里头的道道了。他当然可以用“对和错”来判断班长或者骑兵部队的行动，至少从表面上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从事实上必如此。

    骑兵们的嚣张的确令人厌恶，可骑兵们也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老爹韦泽说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直白的讲，那就是“一码归一码”。即便是骑兵们的确嚣张过，与他们在冬雨里面行军又有什么关系？

    即便有雨披，在冬雨天气里头整日行军也少不了抗风挨冻。想让人和马匹维持体温，就需要消耗巨大的体能，即便骑兵不嚣张，他们已经在面对非常严酷的考验。嚣张的结果不过是让骑兵多跑些单纯炫耀性质的路程，这么一段路程和骑兵们必须完成的路程一比其实比例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带来的实际结果，嚣张带来的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任意挥霍力量带来的是百上加斤的效果，可这百上加斤也往往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来便骑兵不嚣张，他们在当下的局面里头也是跑不过摩托化步兵的。

    祁睿此时完全理解了这些道理，可这是祁睿的事情，而不是班长的事情。“嚣张”是能够带来可怕后果的玩意。这班长的心中，骑兵之前的所有功绩都被一并抹杀，引发班长强烈厌恶情绪的只是骑兵那非常短暂的嚣张而已。这情绪又和班长的紧张混合在一起。骑兵的疲惫是真实的，班长因为恐惧和紧张带来的不稳定情绪同样真实。之所以班长对骑兵的嚣张念念不忘，就是因为班长自己也很期待有人能站在更靠前的危险位置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班长的心情就不会好起来。

    想到这里，祁睿只能叹口气。“咱们不容易，骑兵其实也不容易。为了打赢战争，大家都坚持一下。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吧速度放慢一点，让骑兵们在这雨天也能少走些路，这样也能在前面放些哨探。一天跑80几里这种烂路，让骑兵再跑在咱们前头，他们真的跟不上。”

    这话不牵扯谁对谁错，更是提出了解决办法，班长听了之后连连点头。班长也不是真的和骑兵有什么深仇大恨，他此时心理压力太大。听到骑兵们有可能出现在自己前头，班长也没有去说什么狠话。上了战场之后一个闪失就非死即伤，骑兵在前头探路，自然要面对死亡的威胁。作为充分感受到死亡压力的人，班长也说不出“骑兵就是该去死”之类的混帐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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